《黑箱：日本之耻》：站出来，揭发他，你才会变得更强大

今天解读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伊藤诗织已自身经历撰写的纪实小说——《黑箱：日本之耻》。

这本书曾经荣获日本第七届自由报道协会奖大奖，BBC为其制作的纪录片《日本之耻》引发全球热议。

性暴力，与受害者其后的人生紧紧相关；

它将受害者与其整个家庭都陷于苦痛之中，许多人因为害怕，迷茫选择沉默，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去治愈无法愈合的创伤。

有的人甚至因为无法从这份折磨中解脱而放弃了生命。

也会有人勇敢站出来，直面这份悲痛，为自己发声。

《黑箱》的作者伊藤诗织，就是这样的人，在遭受性侵后，她以无比坚韧的勇气和毅力，直面媒体，社会和司法的壁垒。

所谓“黑箱”是指性侵的案发现场是一个隔绝的私密空间，这部书讲述的是伊藤诗织在经历性侵后追寻真相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日本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更为巨大的黑箱，她希望借由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女性发声，希望能凭自己的一丝力量改变社会认知和当时日本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地位。

案件发生后，伊藤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诉讼之路，从不予立案到被判定不起诉，无数次的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被现实击溃，伊藤面对的不仅仅是心理上巨大的创伤，还有司法与社会认知的高墙，伊藤经历了太多的不公与歧视，但到最后，不起诉的结果仍未改变。2017年10月，伊藤诗织根据亲身经历写得这本《黑箱》面世。2018年，她的经历被BBC拍成了纪录片《日本之耻》，在全世界引发强烈反响，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对伊藤诗织遭到性侵的民事诉讼案，做出了胜诉裁决。这一案件前后历经四年后终于尘埃落定。

她的行为也鼓舞了许多躲在暗处的受害者能够勇敢站出来，并最终推动了议会对于强奸法案的修改。

她说：

“直至现在，我们仍对反复出现的性别歧视、性暴力习以为常，我们避忌谈这件事，我们的声音被压制，被迫沉默，通过这本书，大概更多女性的声音会被听见吧，因为任何时候，我的声音都能化作你的声音，或者你珍视的人的声音。”

若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像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01

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2013年9月，在纽约修习新闻和摄影的伊藤，迫于支付学费的压力，在酒吧勤工俭学。

而初次见到山口敬之，就是在这个酒吧。

当时，伊藤恰好处于毕业前夕，翌年即将离校，正考虑去纽约的新闻现场工作，所以能结识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这样的前辈，觉得特别开心。

不久后，因为学费的原因，伊藤又辗转前往意大利学习。

从意大利返回纽约，是2014年的夏天，临近毕业前，伊藤开始着手寻找可以实习的单位，也给一些媒体相关人士发了邮件，表示希望留在纽约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山口敬之。

时隔一年之后的再次联络，因为山口的引荐，伊藤收到了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的实习工作。

随着实习和学业的双重负荷，在纽约的独居成本越来越高昂，伊藤不得已回到了日本，但怀揣梦想的伊藤依然想要回到纽约工作。也就在这时她再次联络了山口敬之，一个对她来说，能爽快介绍朋友，并且事业成功得前辈。

而正是这次的联系，彻底改变了伊藤的人生。

2015年的4月3日，想要和山口约见沟通签证和工作的伊藤，却在喝了酒后被山口敬之带到酒店性侵了。

失忆的痛苦和遭受攻击时的恐怖，让伊藤陷入了混乱。

在《黑箱》中，她写道：

我大概太过天真了，就算被如此的践踏、欺凌，或许也该咬牙忍耐，没有一点这样的承受力，这份工作过于将难以为继，就像着了魔似的，这样的念头从我头脑里掠过。

但是，假如我接受了这种欺凌，也许会迷失自己吧？

很多时候，受害者的沉默都是源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但选择成为不发声的受害者，便给了更多施暴者自由与可能。

就像文中提到的写真里那位女兵凯莉·古德温的父亲所说“若是当年此人能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我的女儿现在或许还活着”。

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只有勇于揭露使恶人受到惩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那是恶而不敢做恶，才能让更多人免于受害。

02

不要让受害者丢了为自己声张的勇气

伊藤身心遭受重创后，强忍痛苦想要寻求帮助，可医院医生的冷淡让她开不了口，在网上搜寻救助机构，以为能获得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却被要求面谈，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不幸得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直到面对自己的好友S的耐心询问

“不要紧的，你慢慢讲”，

这才第一次讲出了所遭受的事

伊藤在朋友的支持下选择了报警，在报警后的调查中，她只能不断重复讲述着不愿复述的内容，不断的回想那段恐怖的经历。

不得不面对“要求还原案发过程”的屈辱，在一群男警员的环绕下，被要求躺在垫子上描述细节。

甚至在询问案情的过程中，被问及很多遍是不是处女。

这无疑是“二次强奸”。

性犯罪的受害者们，假如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屈辱，那么警方的调查系统及教育方式中，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幸运的是，伊藤身边一直有支持她的朋友，可又有多少被侵害的人因为害怕到不能发声，因为无处可倾诉，而选择了一个人承受。

受害者要面对的各种“按章办事”的流程，以及这些流程上人员的行为，似乎好像无可指摘，因为他们并没有加害行为，只不过是太不亲切了，可正是这种不亲切一不小心就让受害者丢了为自己声张的勇气。

有时候，让我们痛苦的，也许不止是伤痛本身，而是在我们为自己发声时而受到的二次伤害。如果社会对于性侵受害者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能给予能让受害者勇于发声的环境，或许这样的案件就会更少一些。

北野武说过，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03

拒绝“受害者有罪论”

没有什么“穿了容易被强奸的衣服”

伊藤在文中回忆到小时候被性骚扰的经历，因为喜欢游泳，央求妈妈买了平生第一套比基尼，在水上乐园玩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男人“摸了”。

伊藤在惊吓之余给妈妈讲述时，却被朋友的妈妈安慰说“就是因为穿了那么可爱的比基尼啊”

那是伊藤第一次对这个社会发出质疑，为什么别人觉得有问题的人是我。难道穿什么衣服都必须小心选择么？

在性侵事件后想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继续维权时，被家人反对，被尊敬的前辈建议“最好穿一身黑色套装”，被网暴套上形形色色的八卦，家人和朋友也被窥视，扒料。

为什么要单独出去吃饭？

为什么要喝酒？

原本的受害者好像有了原罪，站出来发声却成了一件丢脸的事情。

同样的受害者有罪论也出现在《知晓我姓名》的书中，作者香奈儿·米勒在和妹妹去参加聚会的那晚，因为喝多而被布罗克性侵，布罗克是有着游泳天赋的大一学生，所有人都为他惋惜，觉得他不应该入狱，而米勒则被指责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在一月的冬天穿短裙。

真的是这样么？

2018年比利时“What were you wearing？”展览中展示了18 套被害人被性侵时所穿的衣服，包含了T恤、裙子、衬衫、长裤、运动服等。而这些普通的衣物显然与所谓的“性吸引力”无关。

什么时候受害者成了不被相信的同义词。

就因为女性喝多了，穿得少，就应该被冠上不正经的帽子而掩盖男性所犯下的罪行吗？

但正是这样的质疑声，让受害者自我归责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只要我不这样，我就不会被侵害。”

她们的内心也更急需自我重建，好像“是我的问题，今后我能避免”比“我没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更容易接受。

但不管受害者穿了什么，或者没穿什么，有没有喝酒，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更不应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

04

打破自愿的高墙

伊藤报警以后，即使警察在看过她被山口拖拽着进入酒店的监控录像后，依然因为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表示因为没有第三方知情儿无法判断当时的情况。

可是，一个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酒店的人，之后要如何向对方表示“情愿”呢，文中还列举了一个女学生被自己高尔夫球教练性侵的案例，因为女生当时惊恐到整个人僵住，而被认定为没有表示“拒绝”，而教练却被判为无罪。

在当时的日本，对强奸罪进行审判时，质询的不是受害人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

伊藤在起诉的过程中大量咨询和了解了关于性侵的问题，其中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显示，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到性侵的当时，身体会陷入“假死”状态，无法动弹。可是对于受害人精神方面的巨大伤害却不是审判房所考量的。

这样的司法制度让伊藤感到失望。也更激发了她想要改变社会认知和司法制度的勇气。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写道，性侵的特殊性则是，男性确实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性自信：女性拒绝的举止被男性解读为“半推半就”，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在相关调查中，23%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强迫进行性行为，对应的男性则只有3%承认进行过强迫性行为。

同样的，在伊藤的案件中，争议点也在是否为双方自愿。

在熟人作案中，如果没有被暴力伤害，或者因为药物造成记忆缺失的，受害者通常是有口难辩。

这，便是一座所谓“自愿的高墙”

正如伊藤所说：

整个社会，必须纠正没有“say no ”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应该教育大家认识到，没有say yes 就等于不同意。

05

写在最后

伊藤只是千千万万个被伤害的人中，勇敢站出来的一个，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在经受着同样的痛苦。

我们看到了一些勇于站在阳光下的人，可还有更多的人仍在在黑暗中沉默挣扎。

“她告诉我如果不学着直面悲痛，那就会像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我的一生来憋住那口气”——《我们这一天》

无论我们在哪里，在怎样的环境成长，所有这些歧视、骚扰和暴力都不应该被容忍。站出来，揭发他，你才会变得更强大。

愿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勇气打破黑箱，也愿所有人都能重见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