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分享 | 《洪业传》

作者简介

陈毓贤，祖籍广东中山，生长于菲律宾马尼拉。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从事金融业多年。退休后写作聊以自娱，在美国及中国两岸三地报刊发表，主要写二十世纪人物。除《洪业传》外，与白睿文合作英译王安忆的《长恨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与周质平合作用英文介绍胡适和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和恋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图书简介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系英文学名(Wiliiam)的同音异译。1922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后赴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洪业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同为大家。治学严谨，特重治学方法与工具书的编纂。自创“中国字庋撷法”，曾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二十余年，编纂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著有《我怎样写杜甫》《洪业论学集》等中文著述四十多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等英文著述二十一种。

洪业的一生，正反映着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各种抉择与问题，他一生的经历与故事、治学与交游都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有着极丰富而深远的关联。

本书作者陈毓贤女士，自幼侨居菲律宾，后经台湾而赴美留学，在美国高校与洪业及其他多位华人学者及汉学家多有交往互动。此传记为作者与晚年洪业交谈逾三百小时，录音整理，又汇集多种信史资料，以自然而生动文字写就。是洪业先生这位被历史沉埋的重要学人唯一的翔实传记。

精彩片段

序言

我算是个美国汉学界的“票友”。这里汉学自然不是指汉代的学问，也不是清代亦称“朴学”的儒家学术，而是欧美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统称。

二０一０年十月在一个会议上与科罗拉多大学的AntjeRichter教授相晤，互报姓名后，她说看过我的书，我说哪一本呢？她说书名记不清了，却记得我在序言里说：“写汉学家的传记，有个做汉学家的丈夫实在太方便了。”“哦，你看过ALatterdayConfucian！”旁边一位香港来的学者笑说他也读过，“原来是你写的！”

这位教授一语道破我的“票友”身份，但我很高兴《洪业传》英文原版出书二十多年后仍有不少人记得，哈佛大学出版社仍陆续销售，然而台北联经一九九二年的中文繁体字版和北京大学一九九五年的简体字版却都买不到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中译者饶佳荣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在《上海书评》看到我的《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一文，写评语惋惜《洪业传》绝了版，并通过朗诺的学生张佳音和我联络，自告奋勇筹办再版，请我重新写一篇序。

我且谈谈我如何成为个汉学界“票友”，又怎样经过一连串的巧遇，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获得机会客串登台，连带略谈四十多年来这个圈子里的见闻。

必须从我复杂的文化背景说起：我曾祖是在广东中山县城开锡器行的，他早逝后亲戚经营不当，生意一落千丈；老掌柜为不愿增加我家的负担上吊了，我年轻的祖父北上到天津投靠姐夫，在京奉铁路当了点票员，不料被诬告偷窃而逃命到马尼拉。懂些英语的他，到一家美国人俱乐部当酒保，我外公则在另一俱乐部做酒保，这些替“西人”打工的广东汉集资赁了栋花园洋房做会馆，叫“南聚安馆”，让单身会员有地方住，还提供大家玩牌聚餐一起揣摩西洋习俗的场所——这是他们自己的俱乐部。珠江流域得风气之先，和洋人打交道不亢不卑，我从他们那里承袭了这个态度，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须异中求同。

菲律宾经西班牙统治三百多年后，有半个世纪是美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据三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四六年)独立。我小时家里长期订购两份中文报纸，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还有美国的《读者文摘》和《生活杂志》。上的小学是福州人办的，中学是厦门鼓浪屿的基督徒办的，都是双重学制：半天以闽南语解释中文课本，半天以菲律宾话或英语解释英文课本，还要修菲律宾语和西班牙文。同样的代数用中文上完再用英文上，但中英文的历史课本就几乎完全不衔接了。灵惠中学教师大多是厦门大学出身的，来自南京的陈锡荣老师是唯一的“外省人”，西南联大毕业，当过记者，教了我高中三年的国文，奠定了我的中文基础；有多位美国传教士，一位曾击落数架日本战机的退役空军教物理，另一位把世界史讲得非常精彩，令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有这些好老师，也算我“师运”好。

现在回想，我们晨光小学进楼门上那块黑漆大木匾，上面刻着蒋中正题的四个烫金大字“礼义廉耻”，宣扬的是中国旧道德；中文课本提倡的是经“五四运动”过滤的理性思想和民族意识，英文课本标榜的是个人主义。我生活在几个平行但自成体系的世界里，以小孩的天真，坚信书本的话完全可靠，每句话后面都有个现实，而现实世界里每件事物，包括我所有的思绪和感情，都有正确的中英文名词和形容词。后来发现居然有“汉学”这么一个东西，企图把这些世界打通，也怪不得我着迷。

……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他们一起吃完午餐，都还没有讲到钱，等到咖啡也喝了，点心送上来的时候，戴维斯才说：“我现在只有五分钟，请你陈述实情。”司徒雷登紧张得满头大汗，赶快解释燕京为什么需要钱；话还没说一半，戴维斯截断了他说：“就告诉我你需要多少吧！”司徒雷登迟疑地提议一百万。戴维斯便说：“好吧。”司徒雷登听了十分后悔没有多要些。

同一时期，哈佛商学院院长多纳姆（WallaceDonham）跟约翰逊很熟悉，也正设法让哈佛分到这份巨款；一九二四年，戴维斯吩咐多纳姆跟司徒雷登合作，两人草拟一合乎霍尔遗嘱规定，而又使哈佛燕京都受益的方案。哈佛福格博物馆（FoggMuseum）有个教日本与中国艺术的馆员，便主张建立一个哈佛东方学社，在北京设立实地侦察所。这位叫华纳的馆员在日本念过艺术，也曾到过中国旅行几趟。但他对中国的爱好只限于中国的艺术，他很蔑视中国人。计划中的哈佛东方学社的工作主要是从事考探古代艺术。

一九二五年一个深夜里，洪夫人及两个女儿都已上床睡觉，洪业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学生王近仁打来的，说：“我有要紧事得马上见你。”

为了不吵醒门房，洪业到四合院大门去等他，把他带入客厅，一进门，王近仁便在洪业跟前跪下，说：“洪科长，我是卖国贼，你得救救我。”

洪业对着他发愣，迟迟才说：“王近仁，站起来，你不会是卖国贼，卖国贼是达官贵人才能做的，你是学生没资格卖国，你一定把自己估错了。”

王近仁流着眼泪跟洪业说，他前一年向燕京请假，替一个来自哈佛叫华纳的人当翻译员，又替他安排到西北探险。到了敦煌，他们在窑洞附近一个庙里住下，华纳说他要研究洞里的佛教古物。一天晚上王半夜起来，发现华纳不在，去找他，原来他在一个窑洞里，用布把一片壁画盖上，不知道在干什么，华纳看见王进来，吃了一惊，便要王替他守密，说这些壁画是很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但中国人对此类文物没兴趣，美国的诸大学却很想研究它，所以他正用甘油渗透了的棉纱布试验，看能不能把一些壁画搬回美国去。他说试验成功的话，就再回中国来，到时候又有差事给王近仁做。王近仁那时便猜疑这件事是不合法的，现在华纳果然又来了，还携了一大堆美国人来。他们带了一罐一罐的甘油，无数巨卷棉纱布，王近仁深信他们要把敦煌壁画都偷走。

洪业听了不寒而栗，华纳的计划成功的话，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就全会被掠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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